水深火热台湾行(一)
老马杂谈
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笔者随旅游团游览了台湾省包括金门岛在内的十个县市，得以零距离全方位观察认识这个童年印象中的“水深火热之地”。为便于充分地了解分析，特分门别类整理出了其中印象最深的内容篇如下：
一．抵台前的文明基础课
在去厦门的途中，大陆导游严肃地为全体游客上了一堂“文明基础课”，主要内容如下所述：
·在公共场所不能大声讲话、喧哗、喊叫和嬉笑打闹。
·不得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和垃圾。
·在一切公共场所禁止抽烟，导游的通俗说明是：有三个人的地方或者看不到天空的地方你都不能抽烟。
·在旅店房间内抽烟更是绝对禁止的，罚款相当严苛（抵台后发现旅店门上和许多公共场所都贴有“吸烟最高罚款一万元”的警示标志）。
·过街必须走斑马线，必须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否则出了交通事故你可能还得依法赔偿没有违章的驾车人。
·不得采摘花草、捡拾捕捉海洋贝壳藻类动物及鸟类动物。
文明基础课结束，我不禁木然更感郁闷，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些来自拥有五千年辉煌文明史、如今世界第二强国的炎黄子孙在登上这座昔日的“水深火热”小岛之前，却还得先从幼儿园的基础课程学起。
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随旅游团游览了台湾省包括金门岛在内的十个县市，得以零距离全方位观察认识这个童年印象中的“水深火热之地”。为便于充分地了解分析，特分门别类整理出了其中印象最深的内容分篇介绍如下：
二．城市建设与市容市貌，乡村环境与卫生
轮船停泊金门港后，走下甲板后的第一印象是那座显得寒碜的港口警察所平房，再就是建筑规模与豪华程度均远逊色于厦门港的出入境大楼；此后到过的金门机场、台北松山机场和台中港也显得普普通通，毫无财大气粗富豪之貌。台北市虽有世界顶级高度的101大楼，但摩天大楼的数量与豪华程度绝对比不上大陆地区任何一个省会城市，“”竟然还在使用日据时代的“总督府”旧建筑。
垃圾车最新报价在台北和台湾第二大城市高雄，仍保留着大量“高龄建筑”和狭窄街道的商业区路边商店鳞次栉比，人行道上行人比肩接踵，店招橱窗广告五彩缤纷，往来车辆循序而行，显得热闹非凡，酷似旧时代的上海老马路。
宜兰县火车站还是日据时代的火车站旧建筑，已近百年高寿，作为东海岸沟通台湾南北的主要铁路枢纽站，它仍在兢兢业业地为主人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在新北、花莲、台东、嘉义和南投等中小城市中，老房老街老树就更多了。
城乡结合地区也有新建的高层商品住宅楼，但数量有限，绝对看不到大陆那种“规模相当小城市的住宅小区”。台湾导游解释，他们不能大拆大建的原因其实简单非常，房屋及土地均属业主私有产权，一幢旧楼里只要有一户业主拒绝拆除重建，新项目就没法启动，开发商再贪婪也不愿意找这种麻烦；而与正常商业交易毫不相干的政府更不会淌入“私人房地产买卖”这潭大浑水。
金门乃至台湾本岛的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都不宽阔，多为双车道且多弯道，显然是受“土地私有拆迁困难”的限制（市区中更没有如今大陆盛行的六线八线宽阔大道，估计也同样受制于“拆迁”困难）。但城乡道路均平坦整洁，指示标线标牌清晰，连人少车少僻静无比的乡村公路上也画有清楚的白色斑马线，并在路两侧用白线画出约一米宽的自行车专用道。
农民住宅、乡镇小街巷和城市大小街道两侧的建筑千姿百态各具特色，商店招牌也是五颜六色个性十足，政府显然没有统一规定（更不可能代为制作）。门前乱堆物品和占道经营现象绝对没有（南部高雄市有商店会占用街道骑廊的部分位置，但绝不过分），因此看不到什么“城管或市容执法队员”。
路边的垃圾箱极少，街头也看不到辛苦忙碌的保洁员。据导游介绍，台湾为了减少垃圾转运污染，近年来实行“垃圾不落地”政策，封闭式垃圾车一天早晚两次定时来到，接收居民的分类袋装垃圾（有专门的厨房废物垃圾车）。抽烟的台湾导游先生口袋里则自备着金属烟盒，用以存放烟蒂，找不到垃圾箱扔烟蒂的我们有时也只能借他的“贴身烟灰缸”一用，或掐灭后带回旅游车上的垃圾桶。
农村的环境卫生与城市毫无差别，我沿村中水泥小路去金沙镇途中，发现道路两侧的排水沟里也和城市路边一样，没有一星点垃圾或废弃物。农家院中不时传来雄鸡鸣叫声“十二五”我国卡车专用化率将70%，但村中小路上却没见到一粒鸡粪，因为家禽不允许放养。惊叹之余，大陆许多村庄中堆满垃圾的水沟河塘，还有飞驰豪华轿车中人向外吐痰扔垃圾之类的恐怖景象不禁跃入脑海。
与当地人聊天，没有人把讲卫生与爱国大道理相提并论，只是淡淡地说：讲卫生爱清洁是每个人应该的事。问台湾导游他们的城市政府搞不搞“全省全国卫生或文明城市创建评选活动”，曾经带团去过多次大陆的他显得一头雾水，几经翻译说明他好像也没有完全明白“创建”是什么，城市卫生文明和政府评选有什么关系。
金门金沙湖畔假日旅店坐落在标准的乡村原野上，四周皆是静谧安详的农田、葱郁的树木、清澈的小溪、翠绿的山峦、宁静的小牧场和风格迥异的独立民宅，黄牛在草地上静静吃草休憩，一派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台湾本岛除城市附近有范围不大的新建商品房住宅区外，公路两边漫山遍野尽是繁茂的树林灌木和花草，“没有天天被人斗”的天空和大地显得一副轻松惬意状。
三．民德、民风与民俗
台湾民众行善捐赠助人蔚然成风。在大巴车上，台湾导游首先告诉我们，我们所购的物品离台湾时可以凭发票领取退税，但他提出建议，为了帮助救济帮助贫困人员，可以把购物发票交给他代转或自己投入商店门前的捐赠箱，因为税务部门每月都会按发票兑奖，贫困人员则会凭慈善机构转赠的发票去邮局领款，搞点生活补贴绝对不成问题。台湾各级政府除按法律规定给贫困人群提供救济外，一般不直接参与慈善救济活动，更不会发动并领导什么“送温暖、献爱心、扶贫和文明道德学习教育运动”。
“礼义廉耻仁智信和忠孝仁爱”之类的道德信条准则至今依然是台湾孩子跨进学校起就必须接受的思想精神教育内容。国民政府退居台湾之初，卸去军职的高级将领何应钦在领衔重整了因战乱而停顿的“童子军”组织及其活动后，又于1955年借“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之风，邀请海外大型代表团访台，组织岛内青少年出访海外，实现持续的国际互动，积极宣传孔孟儒家道德理论，积极倡导一切从自己做起的“诚实、纯洁、无私和仁爱”四项道德标准。
六十余年来，道德伦理、人性仁爱、礼义廉耻乃至孔孟思想体系在台湾社会中始终没有以任何理由任何动机被轻视被批判甚至被打翻在地，因此也不必应对“拨乱反正或重新弘扬”之类的超级社会难题。
去新北市野柳地质公园游览，导游于停车前就严肃告知严禁触摸、依靠和踏踩海边的珍贵岩石。但公园中一些大陆同胞的恣意妄为却让人吃惊，他（她）们摄影时不但手扶礁岩石，甚至还会乐不可支地躺坐在岩石上，或在礁石上兴奋奔跳。在最热门的“女王头”岩石前，面对为得到摄影席位不按序排队而乱拥挤甚至乱插队的大陆游客，可怜的台湾老义工不断大声喊着：“请排队，请排队！再这样会罚我三千元的！”目睹眼前的乱象，我真为这些学习了几十年“精神文明”而一无所获的同胞而羞愧难堪。
抵金门次日清晨，我独自去太武山北面蓉湖畔的金沙镇探访。途经镇外村庄边一关帝庙隔壁的社区办公室。有六位老者在内饮茶聊天，老人发现我，有人立即出门热情邀我进去喝茶吃点心，推辞不得只好加入其中一起聊起两地家常。老人热情而谦恭地为我这个陌生人斟茶，推荐食品。这些作为义工的老人们每天早晨来此锻炼身体，聚谈品茶，接着在办公室里处理社区的日常事务。聊天中发现，几位老者和金门大多数居民一样，都是坚定的“”支持者，他们都对的政策与做法谨慎表达了不屑的态度。
鉴于近年来大量大陆游客赴台旅游，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因此你遇到的许多导游、司机、旅店职员、店主商贩各色人等都会真诚地表示感恩大陆同胞。在花莲市问路时，一位老年市民认真告知行进路线后，还虔诚地对我们说：“欢迎你们来花莲”。市民出自内心的感恩之意和爱乡之情让自己惊叹不已。
在镇公所前的汽车站外，有四个身背书包的初中男女学生自觉排成单人纵队在晨曦下静候校车，前后自觉间隔一人；十多分钟后，候车学生队伍增加到十余人，秩序依旧井然。
在所去的十个县市，你询问求助的任何人（包括卖给你商品的老板店员）都会热情相待不厌其烦，“你好、谢谢”之类的话语几乎不绝于耳；甚至与路人的眼光偶然相遇时，对方也会向你报以友善的微笑。
也许因为没有发生过“把一切旧传统旧文化扫进垃圾堆的大革命”，台湾民众之间明显保持着温馨的信任，完全看不到任何“呼唤诚信”之类的标语或广告。下午抵台北后，因为要到次日才有机会兑换台币，导游先生主动提出先借给每位游客1000元台币，说完就挨个发起钱来，导游不记录更不需要借者签字，发完两万多元钞票后只轻松地说了句“明天换了钱别忘了还我啊”。眼前的情景不由令自己回忆起了大陆“”前小商店主对周边邻居和熟客的“赊账消费”历史，还有近年来如火如荼的“欠债欠薪”恶风及庞大的“老赖军团”。
导游建议我们可以买些“名人访谈”视频碟片带回欣赏，但他很快话锋一转提醒大家：碟片要二百元（新台币）一张，不可能买到几元的盗版产品，因为台湾对知识产权是非常尊重的。
回到大陆第二天，与旅英老友通电话，老友在听了我的旅台感受后告诉我一件事：他的同事某次去台湾出差，深夜抵达后在机场要了一辆出租车，请司机帮忙代寻酒店。也许因为他提供的目的地不准确和司机不熟悉等原因，找了近两小时才找到旅店。一脸愧疚的司机表示耽误了客人的时间，执意免收全部车费；老友同事则坚持付款，最后司机勉强收了机场至旅店的车费后连连道谢而去。本人四年前在马来西亚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漆黑深夜、城外车站，独自一人，出租车司机一口报价，沿途积极寻路，多次下车看路牌，第二天向当地人核对，收取车资准确无误。
看来，诚信淳朴的民德与民风绝非一日之功，更非什么“和群众运动”所能一举造就。
四．警察、政府与公权力
七天旅行中，除在机场码头外，在街头路边极少见到警察（其间只在花莲太鲁阁大峡谷景区看到两个在路边休息的摩托巡警，在高雄市某路口看到一个巡逻警察），甚至没有看到一辆高声鸣笛呼啸而过的警车。旅客熙熙攘攘的宜兰火车站竟然没见到一个执勤警察，甚至没有安检程序和设备。
警察局的建筑也普通无比。在宜兰县等火车时，曾路过位于一个十字路口的宜兰警察分局，外观普通的四层楼，消防队也在其中。警用车辆停放在路边，大门像商店一样对街敞开，没有森严的卫兵和警戒线，只有一个值班警官迎门坐在接待台里。看到大厅迎面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公文受理时限表”，好奇的我与二哥想走近前留个影。对值班警官说明要求后，警官爽快地同意了，没有任何警惕防范之意。行车路过台东县某小镇时，还看到路边的一个四边仅有三扇窗户宽的二层小楼警察派出所。
警察，对中国人而言绝对算个森严的话题。在童年的印象中，台湾这个水深火热之地应该是一个“派资本家、人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可怕“警察国家”。后来随着信息的多源化，发现情况有变，也获悉那位在“威权时期”与政府作对的“英勇民主斗士”、如今深爱大陆体制的李敖作家，可以在“警总”等情治单位昼夜监视居住的情况下，自由读书写作、交友出游、品洋酒、玩美女；还能借自家门口“监视警察”之威恫害撞坏他私家车的邻居；后来他还能别出心裁地参加了一届“总统选举”（去年厌恶台湾教育制度的李作家还自由地把爱子送交可靠的北京大学培养深造）。
看来，强势警察和社会稳定未必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在台湾看不到到政府任何居高临下的指示说教形象，除安全健康卫生提醒之类的政府公益广告外，几乎看不到任何政府关于发展经济和教育民众的宣传标语、横幅和广告牌。政府办公楼（院）既不招人显眼，更谈不上森严豪华了，绝对无法与财大气粗的私企办公大楼和私营大饭店一争高下。乘车即将抵达101大厦时看到的台北特别市市政府，发现它竟然就是一座紧挨路边的普通五六层楼房，门前就是人行道而非奇大无比的景观广场，看不到威严肃穆的卫兵，底层是大门洞开的政务大厅，乍一看就像大陆某个不景气银行或证券公司的营业大厅。高雄市党部（曾经的执政党市委）竟然就设在一条普通大街十字路口转角处的普通五层楼房里，酷似普通写字楼的门前好像连停车也颇困难，气派威严就更谈不上了。最早参观的金门县金沙镇公所（实际意义应该是政务办公场所）只是一座非常普通的七层赭红色楼房，其中有市民代表会办公室、镇政府办公室及各下属机构；底层则是汽车站、候车室、邮政局和书店。
台湾导游介绍，因为政府掌握的经济（国企）力量非常有限，它的开支主要来自于税收，所以政府只能量入为出了。记得高雄市女市长陈菊在特奥会开幕前就告知媒体：“我们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绝不充胖子”。没想到几年后女市长因为“跟风建地铁遭遇营运亏损”受到市民骂声一片，很可能在即将到来的中失掉不少选票（高雄因市区面积不大，摩托车是大量市民喜爱的交通工具，地铁客流量严重不足）。
政府官员的身影在民间却反而频频出现，包括、王金平、苏贞昌、游锡堃等在内的政府高官在野政客大佬经常出席包括民间企业、宗祠、神庙周年纪念庆典在内的各类民间活动，还会与企业老板亲密合影留念；萧万长当选那年还为一些企业如金门酒厂、阿里山烟厂和一高山茶厂做产品代言人，当然他们是绝不敢收取“代言费”的。民意代表（）及官员们经常四处奔波，穿梭于闾巷，拱手拜票虔诚鞠躬；民意代表呼吁选民支持的自费广告彩旗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各级政府因为人力财力有限，大量事务性工作都会委托民间专业中介机构或聘请志愿者（义工）操作。
在议会的严厉监控下，政府的支出预算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监督（2002年台北市文化局拟建一座美术馆，局长兼作家龙应台女士必须多次亲自到场接受市议员们近乎苛刻的事前质询、审查核准和事后审核）。政府的公务性开支审批就更是难上加难了。目前拥有2300万人口的全台湾公务用车仅有3.7万辆，占年度财政预算的0.48%，远远少于北京市不久前自报的6.2万辆和全大陆的200万辆以上（不含医院、学校、国企和军队用车）及2.5%的年度财政预算占比。
台湾居民对法律和制度的敬畏显然远远超过了对政府及公权力的惧怕。
五．人与人、人与动物及环境的真正和谐
八天旅游期间，利用晚间和清晨，逛了不少台湾城乡的街巷、大小商店包括夜市，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和谐无间，始终没有看到居民大声争吵或恶言相向，微笑和柔声细语几乎无处不在。1950年代初成功的“土地改革”基本消除了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公平公正的法律基本消除了本地人与外省人的隔阂，后来对“戒严和查肃匪谍”过程中冤假错案的公开平反及巨额赔偿则基本消除了政治与族群矛盾，靠税收杠杆调节的财富分配和基本完善的福利和救济制度则让不同阶层的民众颇难“恨从心来”。
我们下榻的南投“平云山都饭店”（台湾人不称旅店为酒店）是当地一位拥有数千亩土地大地主用自己土地与人合资开办的四星级饭店，周围皆是连片的果园与森林。离饭店不远处也有小地主（农民）的一幢幢漂亮别墅住宅。在一座花圃边矗立着一排犹如机修车间的高大而陈旧的平房，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妻。见我们到来，八十二岁、眉慈目善的老妪热情端出水果，请我们享用。她告诉我们，因为自己的土地少，年事高孩子也不在身边，就种些珍奇花草，度日兼休憩，和大地主邻居相处也甚洽（大地主的土地也是土改后逐年向邻居购置的）。我们告辞时，健谈的老妪偕八十七岁身患中风后遗症的老伴向我们虔诚叩首，行礼如仪。
人们对高山族之类的少数民族完全不称什么“族”而一概称为“原住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保护也堪称无微不至，如日月潭附近只有243人的邵族原住民，生了孩子政府立马给予6万元新台币生育补贴，孩子直到18岁的医疗教育费用全免。对原住民的文化传统及遗产也竭力保护，因此台湾至今还保留着多种民俗节日，如塔山部落节、宝岛邹鱼节、茶山凉亭节、丰年节、花莲葱蒜节、南投灯节和高雄黑米节。
在金门下榻旅店一层走廊的天花与墙角处，六个燕子窝足实让人叹为观止。每一个燕窝里都安居着一对和善可爱的燕子夫妻，两双绝无担忧惊恐的眼睛好奇地注视着下面的看客。受如此真正和谐情景的感召，我主动为它们关掉了两个楼梯口的吸顶路灯，以免影响燕子们的睡眠。
为保护水质安全，台湾法律严格规定所有作为自来水源的湖泊河流绝对禁止捕鱼游泳；大名鼎鼎的高原湖日月潭每年仅中秋节一天允许游泳，在湖上行驶的大量漂亮游艇也都要求必须具有高效油污过滤能力，清澈碧绿湖面上确实看不到一丝油污痕迹。
在台北至花莲和高雄至嘉义途中，看到了路边的两座大型水泥厂，其中的一座建在浩瀚无涯的太平洋岸边，其产品大量出口海外。两座水泥厂的全部厂房建筑、厂区内外道路和附近树木几乎纤尘不染，见过多座以粉尘弥漫为特征的大陆水泥厂的我们对此深感疑惑不解。火车上的台湾中年旅客肯定地告诉我们，水泥厂必须对污水和粉尘排放实行严格控制，一旦排放超标企业肯定会有巨大的麻烦。熟悉大陆情况的台湾导游则告诉我们，水泥厂的生产工艺其实没有太大的不同，只看你老板愿意为环保处理花多少钞票而已。
完全属农民所有的农田多实行轮流休耕制，以保护地力。休耕期间，农民自己的服务型组织农业协会免费发放绿肥种籽供农民栽种田间，来年播种前耕入土中以为有机绿肥。农民愿意种植什么作物也纯属自己的权利，完全与政府无关。农业协会则负责为自己的会员提供技术和营销支持。
台湾大型石化企业国光石化公司拟在某县收购土地建炼化厂，最近遭到当地农民的强烈反对，多位议员和多家媒体为抗议农民助威呐喊，尽管国光老总公开向当地农民做出多项优惠承诺，已经通过环境评价的新项目基本已是胎死腹中之运了，政府此时也不敢为这个富豪朋友“两肋插刀”了。
因为长期严格禁止乱砍滥伐乱捕滥杀，台湾的森林植被及水域环境良好，鸟类鱼类品种众多。在濒临太平洋的花莲和台东，能见到的渔船及渔船码头极少，询问后得知，当地人的理念很简单：我们吃多少鱼就捕多少鱼，过度捕捞一定会破坏生态，断自己的后路（城市里海鲜馆供应的海鲜绝大多数都是在海边基围中饲养的）。
所行之处，极少看到土壤裸露的农田，也没有看到一座因采石、建设或砍伐而导致伤痕累累的山峦，更难看到遮天盖日的飞沙走石和滚滚黄烟，林木茂密苍翠，天空蔚蓝可爱。
知己知彼、以“慢”闻名的台湾居民显然是用实际行动而不是标语口号，在谱写着真正的和谐之曲。若他们坚持急功近利地“大挖大建、大干快上、与天斗、与地斗”，小小宝岛很可能早就变成“万户萧瑟鬼唱歌”的核武器试验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