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十年困局能否破冰? - 新华网广东频道

  新华网广州4月3日电广州实施国内首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情况调查新华社记者陈冀、马晓澄国内首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4月1日起在广州实施,新闻背后折射的是中国城市日益遭受的垃圾围城危机。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被列为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然而,10年过去,尽管各城市都在进行探索实践,但大多徘徊不前、无疾而终。广州市以首部管理条例来推进,能否让处于十年困局的垃圾分类难题破冰?垃圾分类为“垃圾围城”寻找出路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1/3以上的城市面临“垃圾围城”困局。除县城之外的600多个城市中,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300亿元。“分类收集不仅可以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可以使宝贵的自然资源得到重复利用。”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陈炳禄说。和中国很多城市一样,广州的垃圾处理能力和垃圾产量严重不匹配。广州市官方表示,整座城市每天进行填埋和焚烧等终端处理的生活垃圾近1.5万吨,现有设施基本上是超负荷运作,如果再不推行垃圾分类,将难以为继。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首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在广州诞生,并于4月1日对接式垃圾车正式实施。按照《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将生活垃圾分为四类: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并规定了各类垃圾的标志和收集容器颜色。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张建国表示,广州市将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的原则,确定16条街道、6个社区和部分生活小区,以及市、区、街党政机关,城区约1500所中小学校、733个农贸市场等地先行先试,以点带面,逐步推广。垃圾分类提倡十年陷重重困局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内就开始提倡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原建设部还在2000年公布了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名单,但很多城市中的垃圾分类工作大都举步维艰,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国内首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的出台让广州市在破冰垃圾难题上被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管理办法实施前期,记者调查走访发现,垃圾分类依然面临着较多挑战。挑战一:分类习惯难养成。记者在广州市区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虽然市民们普遍支持垃圾分类,但家中真正开始垃圾分类做法却并不多。记者在一些小区居民楼看到,垃圾混装的情况十分普遍。据广州市城管委有关工作人员透露,宣传教育广州市多达600万流动人口形成垃圾分类的习惯则更是工作中最难克服的困难。挑战二:前期分类不到位。分类标准不易把握、前期分类不到位是严重阻碍分类垃圾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垃圾分类投放试点之一的广州市越秀区五羊南社区,一位保洁员告诉记者:“除了有害垃圾桶中放置一些电池外,其他三个桶几乎是混用的,很多居民搞不清楚也懒得仔细区分。”挑战三:后期处理大锅烩。在实行垃圾分类试点小区的海龙湾小区,由于与这个小区对接的垃圾车依然是混装运输,小区居民很快失去了分类投放的动力。陈炳禄指出,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分类垃圾回收系统,日本强震对我国经济影响几何?。垃圾后期处理大锅烩,是导致推广垃圾分类回收多年却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更多终端处理设施需要政府投入。例如在广州市每日接近1.5万吨的垃圾清运量中,厨余垃圾量超过一半,但目前广州的厨余垃圾处理厂无法负荷大量增加的餐厨垃圾。垃圾分类不要成一纸空文尽管垃圾分类处理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但专家们指出,进行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肯定会成为今后中国城市垃圾处理的大趋势,这也是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专家建议,应统筹开展垃圾分类工作:——鼓励性措施重于惩罚性罚款。广州市分类垃圾管理办法中规定,对不按要求分类垃圾的市民每次处以50元罚款。对此,业内专家认为,推进分类垃圾,鼓励性措施应重于惩罚性罚款。广州分类得公司总经理杨静山就表示:“处罚市民的做法无异于把垃圾围城的责任推给市民。单靠罚款来引导市民进行垃圾分类,既花费人力物力,也得不到市民的信服。现在更应做的是出台鼓励政策。”——公共财政投入保障健康发展。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指出:“垃圾分类回收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需要长期的规划与实践。生活垃圾分类作为公共服务,不应以盈利为目的。因而,需要公共财政的充足投入。然而,目前广州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将面临的最大窘境则在于公共财政投入捉襟见肘,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健全产业链条谋求持续发展。业内人士指出,长效的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应引入市场机制,形成一条完整产业链,让居民从中实实在在尝到甜头,也让参与的企业有利润可赚。郭巍青认为,推行垃圾分类是好事,但仅有一纸规定远远不够。在中国国情条件下,政府应该重新选择好的商业模式,以便支持和推动全社会尽快实现垃圾分类。“什么是‘好的商业模式’?我主张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而不是有利于垄断。第二,有利于消除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而不是替换成新的风险。第三,有利于公众参与和监督,而不是仅仅有利于少数集团。第四,有利于引导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习惯以及公民责任,而不是鼓励浪费。”郭巍青说。(完)